最初是马斯克和埃里森，现在是谷歌创始人，还有彼得·蒂尔等风投巨头们。
几十年前，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硅谷，在这里实现梦想创业成功成为亿万富翁，但现在他们却因为加州政治风向的转变以及超级富豪税，而纷纷选择逃离加州。
加州讨论中一次性的5%超级富豪税，究竟是推动社会平等，缩小财富差距，还是在杀鸡取卵，扼杀创新？无论最终是否落地，超级富豪们都已经提前开始跑路了。
预算赤字找超级富豪？
加州是美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州。按照GDP计算，加州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
硅谷更是全球科技创新胜地，涌现了苹果、谷歌、Meta等一代代的科技巨头，改变了全球民众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亿万富豪。
然而，这个创富神话之地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境。
根据报道，谷歌另一个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在讨论在迈阿密购房(很可能已经购买)。两人的跑路完全在预料之中，如果超级富豪税落到他们头上，两人需要缴纳超过总计260亿美元的税款。
两位谷歌创始人的离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影响——毕竟谷歌的山景城总部和数千名员工仍留在加州。
虽然他们暂时不可能将谷歌迁离硅谷，但他们此举向整个硅谷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使是最成功的科技企业家,也在重新评估他们与加州的关系。
科技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早就采取了行动。他在2025年12月31日宣布，自己自2020年以来就主要住在迈阿密，他的Founders Fund创投公司也在2021年就在迈阿密设立了办公室。
此举显然是对外公示，自己已经不再是加州主要居民，刚好赶在1月1日的税收基准日之前。
白宫负责科技政策的总统特别顾问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同样来自Paypal创始团队，是蒂尔与马斯克的好友。这位风险投资大亨也在去年年底宣布，自己已经将投资基金搬到了德州奥斯汀。
而那些早已经搬离加州的超级富豪也在清理他们硅谷的剩余房产，以免进入加州政府的征税雷达。
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疫情期间就已经搬离了加州，他拥有夏威夷第六大岛屿拉奈岛超过95%的土地，同时还在佛罗里达富豪区拥有豪宅。
耐人寻味的是，埃里森去年年底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旧金山居住了30多年的豪宅，这是当地去年金额最大的房地产交易。显然，埃里森也是在及时切断与加州的关系。如果被征税，1920亿美元身家的埃里森将需要支付约96亿美元的税款。
马斯克省下了天价税款
实际上，超级富豪们几年前就已经在组团逃离加州。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与加州政府“公开宣战”，为这场争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参照系。
2020年，马斯克将个人住所从加州迁至德克萨斯州，同时卖光了在加州的七座豪宅，彻底断绝了与加州的个人联系。
表面上，他是不满加州政府在新冠疫情的严格举措以及在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方面的过度监管。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斯克是在提前规避自己未来减持套现的天价税款。
加州的最高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率都为13.3%，而德克萨斯州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这意味着马斯克出售股份套现的时候，可以省下套现金额四分之一的税款。
这个决定的财务影响是惊人的。过去几年时间，为了缴纳期权行权税以及收购推特，马斯克总计出售了接近40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特斯拉董事会还授予了他至多价值1万亿美元基于业绩的薪酬计划(具体持股取决于他实现多少业绩目标)，马斯克搬到德州的举动，给他未来省下的潜在税款更是难以想象。
随后的几年时间，马斯克更将特斯拉、SpaceX、xAI(收购了X)、Boring Company的总部和注册地都陆续迁往德克萨斯。
这不仅是个人决定，更是一场企业战略的重大调整。德克萨斯州不仅有宽松的监管环境，还给予马斯克公司大量的商业激励。
2020年，为了吸引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奥斯汀，当地的政府给特斯拉提供了10年内1400万美元的退税，以及15年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80%房产税减免。
讽刺的是，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大量政府资助之上。根据《华盛顿邮报》的分析，过去20多年，马斯克及其企业从政府获得了至少380亿美元的合同、贷款、补贴和税收抵免。
埃里森在搬到夏威夷后，同样享受到了更低的所得税。夏威夷的个人所得税最高为11%，资本利得税最高7.25%，对于财富主要来自持股的科技超级富豪来说，这等于省下了一半的减持套现税款。
未来落实困难重重
超级富豪税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是：如何对主要以股票形式存在的财富征税？
这是因为，大多数亿万富翁的财富并非现金或流动资产，而是他们创办或投资的公司股票。
佩奇和布林的财富主要来自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而马斯克的净资产大部分是特斯拉、SpaceX、xAI的股权,黄仁勋的财富则依赖于英伟达股价。
军工创业公司Anduril公司联合创始人帕尔默(Palmer Luckey，他也是Oculus的创始人)在X平台上抱怨：“我卖掉第一家公司赚钱(20亿美元卖给扎克伯格)，为此缴纳了数亿美元的税；我用剩余的钱创办了第二家公司，雇佣了6000人。但是现在(如果超级富豪税通过)，我和我的联合创始人必须想办法凑出数十亿美元的现金。”
这暴露了超级财富税的一个致命弱点：超级富豪们手里的流动资金并不高，要缴纳几十亿美元的税款，可能会被迫出售股票。这可能导致股价下跌,影响公司价值，最终伤害的不仅是富豪本人，还有普通股东、员工和整个经济生态。
加州的提案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提议允许超级富豪在五年内分期付款，但会收取额外利息。但这仍然意味着，超级富豪们必须每年拿出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现金——这可能迫使他们减持大量股票，或者采取复杂的金融手段。
反对超级富豪税的政治势力正在不断积聚力量。加州知名律师夏皮罗(Alex Spiro)在12月11日致纽森的信中警告,他的多位客户（“将受到拟议亿万富翁税影响的加州居民”）准备”永久迁移”。加州商会、硅谷科技委员会等商业组织也明确反对。
但另一方面，主张征税的工会和进步派组织拥有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在特朗普二次执政、联邦社会福利面临削减的背景下，保卫医疗保健的诉求可能引发选民共鸣。如果经济在今年出现衰退,财富税的吸引力可能进一步上升。
法律大战也已经在酝酿。法律专家普遍认为，即使这项提案获得加州选民批准，也将面临一系列违宪诉讼，多家律所正在为可能的宪法诉讼做准备，论点包括违反正当程序、违反州际商业条款、构成褫夺公权法案等。这些官司可能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耗时数年。
美国政治风向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加州财富税辩论折射出美国政治风向的深层变化。
过去十年，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官方数据显示，亿万富翁财富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2%上升至2025年的10%。过去四十年，亿万富翁财富年增长率为7.5%,而普通收入年增长仅1.5%。
这种不平等催生了政治上的”向左转”。桑德斯代表的进步派民主党人主张对富人大幅增税,这在十年前还是边缘观点，现在已经进入主流政治讨论。
年轻选民尤其支持这类政策,他们面对高昂的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对”亿万富翁阶层”的不满日益增长。
加州财富税提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SEIU不是偶然选择这个时机——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医疗补助资金,为”劫富济贫”的叙事提供了绝佳理由。该工会宣称,这是”让富人支付公平份额”、“保护医疗保健”的唯一出路。
从道义角度看,财富税有其合理性。当亿万富翁的财富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而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停滞,贫富鸿沟不断扩大,要求富人”支付公平份额”的呼声理所应当。
更何况,由于各种税收漏洞,许多亿万富翁的实际税率远低于中产阶级——沃伦·巴菲特曾著名地指出,他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
特别是在加州面临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金短缺的时刻,拥有2.2万亿美元财富的亿万富翁群体似乎是理想的收入来源。
提案支持者质问：为什么让中产阶级承担削减公共服务的痛苦,而不是让那些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的人贡献一小部分？
但从实用角度看,财富税面临巨大的执行挑战和潜在的负面后果。富人的流动性远高于普通人,他们拥有最好的律师、会计师和财务规划师,能够迅速重新安排资产和居住地。欧洲多国的失败案例表明,财富税往往导致资本外流,税收收入不达预期,反而伤害了经济活力。
加州的处境更加微妙。这个州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创新和创业之上,而这需要风险资本、创业精神和人才聚集。如果政策信号是”成功了就要被罚款”,可能抑制创业热情,减少投资,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生态——包括那些支持财富税的普通工薪阶层。
这就是正义的悖论：出于道义的政策可能产生不道义的结果。真正的公平或许不在于劫富济贫式的再分配,而在于创造一个让更多人能够通过努力实现上升流动的社会。
这场博弈的结果将影响深远。如果加州财富税通过并且经受住法律挑战,它可能为其他州提供模板,开启美国财富再分配的新篇章；如果它导致富豪大规模外流和加州经济受损,将成为又一个政策失败的案例，证明民粹主义的陷阱。
但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现状已经不可持续。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持续被掏空，年轻一代对未来越来越悲观。
美国需要找到一条路,既保持创新和经济活力,又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这不是简单的左右之争,而是关于如何在21世纪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
在这场喧嚣中，或许最平静的声音来自英伟达CEO黄仁勋。这位身家1550亿美元的全球第九富豪非常平静地表示，他对这项税收”完全没问题”。
“我必须告诉你,我甚至一次都没想过这事,“黄仁勋说,“既然我们选择住在硅谷，那么无论他们想征什么税，那就接受吧。”
或许，专注于领导英伟达，继续引领AI时代，给黄仁勋带来的个人成就与财富增长，远远超过为了逃避几十亿美元税款而逃离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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